2019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展养老服务投融资渠道，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扩大养老服务消费，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同年，国家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供给推进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中，康养旅游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领域多次提及。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尤其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养老产业作为城市带动乡村发展的潜力产业被各地乡村列为热点。养老产业能否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兴产业，已成为政府、企业关注的焦点。
从养老产业的整体而言，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方都以不同方式进行摸索。然而发现，养老产业盈利很困难，能够“吃饱”的企业也很少，除了少量企业外，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养老项目和企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养老产业很难兴旺发展，本文以北京市场的养老产业发展为例，管中窥豹，从北京市养老产业和企业发展剖析窥见全国养老产业的现状，希望为乡村养老产业、相关政府、企业提供借鉴。
一、政策背景
尽管国家越来越重视养老问题，但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和企业以及各类养老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困境，比如资金不足、养老机构入住率偏低、服务质量不高、管理和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从服务对象角度看，老年人也并没有因为这些政策的出台而从中体会到更多的获得感，他们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更好和更充分的满足。乡村康养产业发展仍停留在“游”的阶段。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社会组织和企业不会经营吗？是市场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吗？是老年人的需求不够旺盛吗？本文将利用北京市养老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数据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二、数据来源
普查最终调查了全北京市16个区、330个街道乡镇、6789个社区的4104处养老设施；所有具备养老机构许可的460家养老机构；270家养老社会组织和企业；465家与老年人有关的医院；3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40家社区卫生服务站；202家康复科和康复机构；以及40家有意向开展养老服务的设施。关于普查中各类对象的界定、普查涵盖机构的完整性、普查收集数据的方式和普查数据质量等问题请参见由华龄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养老状况分析系列丛书（2018）”。需求侧数据主要来自于2015年全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追踪调查中得到的北京市调查样本。北京市共计调查到3668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有效样本，该样本通过事后加权对北京市老年人有代表性。
三、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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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去机构养老？
本次北京市养老机构普查共计调查到460家有养老登记许可的正规养老机构，有入住老人人数登记的共计458家（有两家该数据缺失）。这458家养老机构共计入住老年人41083人。实际上，这些老年人并不都是北京户籍，其中有外地户籍老年人4128人，占到入住养老机构全部人数的10%。当然，也有一部分北京市的老人会住在像河北、天津等周边地区的养老机构，只是没有这部分数据。
如果假设北京市老年人去外地养老机构与外地老年人入住北京市养老机构人数相同，我们可以把入住北京市养老机构的41083人全部看作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为3091228人。如果把入住养老机构的4.1万人都看作是北京市的老年人（假定外地来北京和北京到外地养老人数相抵消），则意味着只有1.3%的户籍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这个数据与北京市提出的“9064”养老模式中“4%的老人在养老机构养老”具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个数据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有98.7%的户籍老年人是不进养老机构的，而是在家里养老。
是老年人不愿意去机构养老吗？应该不是。因为北京市老年人中日常生活需要护理的比例为17.1%，如果按当时北京市309万老年人计算，应该有52.8万名老年人需要护理，而入住养老机构无疑是得到护理的最方便的形式，也是需要护理老年人最好的选择。而实际上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一共才有4.1万人，而这4.1万人当中，完全自理老人为1.28万，占31.9%；半自理老人1.32万，占32.8%；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1.41万，占35.2%。也就是说，住在北京市养老机构中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或需要别人照护的老年人只有2.73万人。与实际需要照护需求的52.8万人相比，差距十分巨大。是养老机构床位紧张而住不进去吗？应该也不是。下面的分析会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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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一床难求”？
普查得到的全市460家养老助残机构设计床位总数为96540张，在民政局备案床位总数为90435张，目前正在使用的床位总数47964张；实际使用床位占设计床位的比例为49.7%，实际使用床位占备案床位数的比例为53.0%。如果把备案床位数比例作为床位使用率，可以发现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床位利用率刚刚超过50%。如果按照不同床位使用率进行分组来看机构个数和所占百分比（见表1），可以看出北京市有近20%的机构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机构入住率不到50%。真正“一床难求”的只有49家养老机构（这里不列出名单），占全部有效养老机构的10%多一点。
表1：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分布
这些“一床难求”的养老机构一般来说属于离城市中心比较近、环境条件好、收费相对较低、经营管理较好、服务质量较高的机构。当然也有部分机构由于得到政府比较充分的财政支持，导致经营成本降低，收费标准也比较低，入住率很高。然而，这种靠政府支持来维持高入住率的情况，只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因为毕竟绝大多数养老机构并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产业是在自由市场竞争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发展依靠政府的支持是可能的，但从长远看，不可能永远具备这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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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高吗？
一个养老机构通常是通过先估计运营成本，再将其总成本除以床位数，得到每个床位最低应收费用。若再加上每个床位盈利费用，就可以计算出每一年的收益和回收投资所需要的年限。尽管房租、人员工资（包括五险一金）、水电气、硬件设备和税收都属于成本，通常成本最高的是人员工资，而在人员工资中护理人员工资所占比例应该是最高的。当然在大城市，房租成本也会占比较大的份额。那么相对于北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工资处在什么水平呢？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结果，2016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709元。尽管这里统计的是税前工资，但刨除个人工资所得税以后，仍远远高于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月平均工资。
表2：养老机构护理员平均月税后工资（元）
很明显，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低意味着护理人员的素质低、护理专业水平差，同时也意味着这一队伍的不稳定或流动性大，因为一旦工作压力或强度过大，或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人们就会退出这一职业，转去从事别的工作。那么要想稳定这一队伍，必须要提高她们的工资，至少要达到全市平均工资水平。然而，工资的提升又受制于养老机构的收益状况，最终取决于养老机构收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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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合理吗？
养老机构收费直接影响养老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也决定着老年人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入养老机构并接受相应的服务。普查专门针对养老机构的床位费、餐费和护理费进行了调查。由于各个养老机构对能够完全自理老年人、半自理老年人和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实行差额收费，因此调查时也对老年人生活自理状况进行了划分。总的情况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在床位费和护理费方面明显要比能够自理或半自理的老年人要高一些；企业收费要比民办非企业收费高一些，而民办非企业又比事业单位收费要高一些。
表3：养老机构平均收费定价（元/月）：床位费、餐费和护理费
排除一些特殊和极端情况外，表3给出了北京市养老机构平均收费定价（元/月），它涵盖了床位费、餐费和护理费的总和。如果不考虑法人单位类型，只考虑生活自理能力，那么花费最低的应该是生活完全能够自理老年人，三个费用加到一起为2931元/月；花费最高的应该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三者费用之和为4465元/月。如果再考虑法人类型，那么生活能够自理且在事业法人机构的花费应该是最低的，三者合计为2528元/月；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且在企业法人机构的老年人花费是最高的，三者之和为9884元/月。如果再考虑到其他杂费，如取暖费、水电费、洗涤费或其他杂费，估计还要再加500元。这样，在北京居住在养老机构，每月至少要花费3000元，最多要花费1万多元。这反映了北京市目前养老机构的整体收费标准和收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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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能否支付得起？
利用2015年全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追踪调查中得到的北京市调查样本，可以计算出北京市老年人月养老金（也叫离退休金）收入和总收入（除了养老金外还包括仍然继续工作收入、干农活收入、抚恤金、企业年金、商业保险、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最低生活保证金、五保三无救助金、房租收入、利息收入、土地出租承包收入、原单位补贴福利和分红、子女和亲属给的钱。这里未包括存款和房产）。将全部样本进行汇总后，得到北京市老年人月养老金和月总收入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值。
表4：老年人月养老金和月总收入（元）
要想进一步了解北京市老年人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来进养老机构，还必须看老年人总收入的分布情况。我们将老年人月总收入进行分组，得到在各个收入分组中老年人的人数和比例（见表5）。可以看出：北京市老年人中约有20%的人总收入在2000元以下，约有70%的人总收入在5000元以下；总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只占约10%。
表5：老年人按月总收入分组的人数和比例分布
如果将北京市老年人收入状况与养老机构收费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大体看出有多少老年人能够支付得起进入养老机构的基本费用。如果假定老年人拿出总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养老机构的费用，那么月收入5000元则属于最低门槛了，因为她们只能选择月收费在2500元的养老机构，也就是只能选择事业单位养老机构，而且她们还必须能够“完全自理”。按照这个标准，北京市占70%月总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老人完全不具备进入养老机构的可能，不管她们生活是否能够自理还是不能自理，只能是在家养老或在家接受照护。如果月收入是8000元钱，可以进入绝大多数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养老机构；然而，不管你生活是能够自理、还是半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都不足以进入企业兴办的养老机构。老年人收入的多少决定了你是否能够跨进养老机构这个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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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选择进养老机构？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管老年人生活是否能够自理、也不管老年人有多么迫切的愿望想到养老机构进行养老，没有一定的收入作保障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我们假定那些月总收入在8000元以上，且有进养老机构需求和愿望的老年人是养老机构的潜在入住对象。而那些收入在8000元以上，且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且需要他人来照顾的老年人属于迫切需要（也被称为“刚需”）入住对象。
将总收入分组按照日常生活是否需要别人照料护理进行汇总，得到表6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市有17.1%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别人照护；在收入为8000元以上这个老年群体中需要别人护理的比例占15.6%；这些需要照料护理且还支付得起养老机构费用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比例仅为1.58%（=53/3348）。而如果她们想去企业机构进行养老，其月平均收费为9884元，其8000元的月收入仍然支付不起。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北京市需要别人照护的老年人可能选择养老机构的潜在比例最多不会超过1.6%。
表6：按总收入分的日常生活是否需要照护的老年人数量和比例
这样一个潜在规模不足以推动北京市养老市场的兴旺发达。果入住养老机构的潜在对象不足，且又有如此大规模的空床率，那么目前的养老机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呢？尽管调查数据看不出以往消失了多少养老机构，但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的支持，成为养老机构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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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盈亏状况如何？
实际上在获得了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和政策优惠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但养老机构的压力并未因此而减轻，其发展仍然是步履艰辛，其根本原因是上、下天花板的刚性约束并未解除。
普查询问了机构投资回收周期的问题，其中回答只需要1-3年就可以回收投资的机构所占比例只有4.6%，有19.5%的机构回答需要4-6年可以回收投资，有13.5%的机构需要7-10年才能够回收投资，而有62.4%的机构需要10年以上才能够回收投资。这说明绝大多数养老机构的收益并不高，需要回收投资的周期相对都比较长。
接着又继续询问了养老机构目前的盈亏状况。整体情况是，养老机构处于盈余状态的占4.0%，基本持平的占32.8%，稍有亏损的占32.6%，严重亏损的占30.7%。可以看出养老机构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靠养老机构来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法人登记类型来看，严重亏损比例最高的是民办非企业，为36.2%，其次是企业，占29.4%。如果单看亏损，企业亏损的比例最高，达到82.3%；事业单位亏损比例最低，为57.4%，这可能是由于事业单位获得政府的补贴和享受的优惠政策更多。如果单看盈余，尽管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养老机构盈余的比例都很低，但民办非企业还是比事业单位略好一些，这可能是因为民办非企业的经营更灵活、发展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
四、归纳和总结
总体看，中国养老市场整体并不成熟，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很长时间内依旧是养老产业的发展重点。大众养老的需求是什么？是那些日常生活需要照料、身体需要护理，或是生活部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部分人占北京市老年人口的17.1%，如果按照2016年底北京市有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309万人来计算的话，北京市需要照护的老人为52万人，而当时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床位总数才只有9万张，此时的供给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除了需要照顾的高龄老人外，中国有一大批的活力老人（中低龄为主，5-10后才需要照顾），约为1.66亿，活力养老市场有庞大潜力，关键是如何发掘和引导有效需求市场。
此外，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已经超过2亿人口，其父母和自己的康养需求也十分旺盛。乡村地区养老产业相比城市，成本更低、环境更好，且符合中国人回归田园生活的文化基因，是发展养老产业的广阔土地。关键是针对细分养老群体的需求变现与乡村养老习惯的培育和引导。有市场，有需求，乡村养老产业发展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